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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揭开了一段“沉没”了82年的本丸历史：1941年12月，历时18天的沉没香港保卫战以盟军的失败告终，日军占据香港。记忆次年10月，光历日军征用货船“里斯本丸”，旁注欲将1816名英军战俘运往日本。本丸然而，沉没途经浙江舟山东极岛海域时，记忆货船被美军潜艇的光历鱼雷击中，开始缓慢下沉。旁注日军为了防止战俘逃跑，本丸而将他们封锁在船舱内，沉没后来更是记忆对破舱逃生的战俘进行射杀。危急关头，光历附近海岛上的旁注255位中国渔民，不顾个人安危，划着舢板折返在枪林弹雨中，成功营救了384位英军战俘。遗憾的是，还有828人或死于日军枪下，或被海浪吞噬，或随船一起沉没，最终长眠于东海海底。

《里斯本丸沉没》海报

里斯本丸号照片

2013年，方励作为制片人，在东极岛参与《后会无期》的拍摄。从当地居民的口中听闻了里斯本丸的故事。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方励是个电影人。但鲜少有人知道的是，他在地球探测、海洋调查领域已有40余年的研究经历。于是，“理工男”方励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他在2016年和2017年两次带领专业团队进行勘测，并最终确认了里斯本丸的位置。

方励与团队海上勘测工作照

声呐探测图

此时，方励作为电影人的使命感被激发了，如此重要的事件，为何成了鲜为人知的历史旁注？“泰坦尼克号沉船”或“敦刻尔克大营救”的故事广为流传，是因为《泰坦尼克号》《敦刻尔克》这样的电影打动了观众。

于是，方励决定要以电影的方式将里斯本丸的故事从历史深海中打捞起来，向更多人讲述这个故事：“懂得海底成像搜索调查又懂电影的人，除了我没别人了。虽然我没有做过纪录电影，至少沾边，知道影像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一直对自己说，活该你干，不干你就是历史罪人。”此后的7年间，方励带领着摄制团队走访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地，查找历史资料，寻访亲历者及其后代，采访相关专家，终于完成了《里斯本丸沉没》。

方励采访里斯本丸号幸存者丹尼斯·莫利

方励采访里斯本丸号幸存者威廉·贝宁菲尔德

方励在英国采访亲历者后人

影片从搜寻沉船的行动开始，跟随着方励的行动和讲述，层层深入地追问历史真相。里斯本丸最后两位在世的幸存者——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与威廉·贝宁菲尔德（William Beningfield）通过口述，为还原历史提供了微观视角。

借由他们充满细节的描述，观众仿佛置身于暗不见光、密不透风的船舱内，被绝望的呻吟和刺鼻的气味包裹。这群“被丘吉尔遗忘的男孩”的惨烈经历，并没有在二战历史的主流叙述中留下显著的印记，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抗拒这段创伤记忆。但通过方励的采访，这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若明若暗的“记忆微光”重又鲜活起来，不仅丰富了历史的讲述，也补充了宏观叙事难以触达的细节和情感深度。

比如，亲历者回忆道，货船沉没时，困在船体内无计逃脱的数十名士兵唱起了《漫漫长路至蒂珀雷里》（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年轻战士们在死亡面前的绝望与无法释怀的思乡之情变得格外真实而深刻。

接着，影片继续向历史发问——美军潜艇鲈鱼号为何会对里斯本丸发起攻击？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将1800余位盟军战俘推向生死边缘时，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而里斯本丸的日本船长，为何选择将战俘囚禁舱内，任其面临绝境？方励追踪至美军潜艇士兵和日本船长的后人，通过他们的陈述，一幅复杂的人性画卷徐徐展开：多年后，背负愧疚的美军士兵主动寻觅幸存者，诚挚表达歉意，渴望心灵救赎；而日本船长则对这段往事缄口不提，以“遗忘”为盾，掩盖黑暗过往中自己的共犯行为。反思与逃避，两种不同的选择揭示了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与道德。

最后，焦点再次回到东极岛海域，90多岁的亲历者林阿根以及其他救援者的后人回忆了当时渔民们划着舢板营救战俘的经历。正如影片的拍摄顾问莱恩·费恩祺所说，这段历史同时展现了人性最糟的一面和最好的一面。

方励认为，小屏幕观影以信息获取为主，而大银幕观影则追求沉浸感。他希望借助视听，诉诸感官与感性，以形象打动观众，包裹观众。影片尝试了高度风格化的动画片段来还原沉船场景，借助三维建模打造动态的军舰、货船、海洋和天空，又以近乎静态的人物形象塑造濒死的虚弱与绝望感。同时，刻意去精致化，以近似铅笔画的笔触追求历史质感。

《里斯本丸沉没》动画概念图

而在音乐方面，跨国界的创作团队为影片创作了多首特色鲜明的曲目，不仅服务于叙事，也深化了影片的情感层次与主题表达。比如由荷兰艺术家杰瑞创作的“Long Way from Home”传递了呼唤亲人的牵挂与思念，呼应了影片中亲历者后人的情感。

至此，关于里斯本丸事件的记忆拼图终于完成。用方励的话说，这是一段“抢救性的采访”。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历者相继离世，2020年、2021年前后，丹尼斯·莫利、威廉·贝宁菲尔德和林阿根老人未能等到影片的上映就相继去世了。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很可能会随着亲历者生命的终结而消失。方励感到记录的迫切性，因为1800多个英军战俘家庭希望看到父辈的经历，200多个舟山渔民家庭希望父辈的善举、壮举被记住。

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记者曾问方励——关于英国战俘的故事，为什么要由中国人来讲述？方励说，这是发生在中国家门口的事件，我们的先辈是见证者、参与者、救助者，所以，这段历史自然应该由中国人来讲述。但《里斯本丸沉没》并没有把叙事的重心放在中国渔民的义举上，而是以多元的视角去追问历史，讲述了一个更完整的、更普世的，跨越民族与时空的，能引发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的故事。

《里斯本丸沉没》并不是第一部回顾这段历史的作品。在此之前，舟山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都做过报道，英国学者托尼·班纳姆也著有《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一书，但引起的关注是有限的。今年6月，参加完影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首映式后，班纳姆感慨道，“我写书的时候没有想到，20年后的今天，我人生中最震撼、最有共鸣、最能共情的一部纪录电影就这样被呈现出来。感谢大家对这段历史的关注。”这部以真实历史为基底，以视听形象感染人，以情感力量打动人的作品，建构了一段跨越国界的文化记忆。而铭记这段历史的伦理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在当下的冲突与挑战中，反思战争造成的创伤与苦难，重申和平与合作的价值与意义。